放开代孕准入需兼顾法律与伦理

近日，针对部分高龄夫妇孕育困难的问题，有专家建议适当放开代孕准入，这将人们的目光再次带入代孕这个敏感话题。（2月4日 中国新闻网）

代孕是一种辅助生育手段，在当今社会，依然有不少不孕不育的夫妇，对他们来说，代孕是解决不孕不育的临床选择，也能保障他们的生育人权。但是，现在我国基本没有放开“代孕准入”，代孕多为“地下操作”，确实乱象丛生。可如果真的放开，纯粹的商业化操作让利益高于人权，加之还受性别观念影响，估计很多代孕者所受的折磨也不会少。 所以说，放开“代孕准入”会受到法律与社会伦理的拷问，要想妥善解决，就得需兼顾法律与伦理道德的双重考量。

据了解，我国卫生部门在2001年就颁布实施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两个办法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精子、卵子和胚胎，严格禁止各种代孕行为。我国有关法律还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实施做了严格的规定，这项技术只能在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医疗机构中实施，只能以医疗为目的。

确实，国家的相关规定是明确的，可实际中对代孕的监管仍存在较大问题，代孕网站仍在堂而皇之地叫卖。国家这种规定的严格，让“代孕”在明面上成为不可能，而法律监管的现实缺失，又让“地下代孕”有了可乘之机，这些情况反而给一些代孕乱象的存在提供了客观条件。

而且，进一步来看，国家这种全面禁止的“一刀切”规定，也会让那些有合理诉求的不孕不育夫妇痛苦，甚至被逼无奈，只能转向“地下代孕”了，这不是给“地下代孕”提供土壤吗？可见，这样的规定只会加剧代孕乱象，这也为放开“代孕准入”提供了现实理由。显然，“一刀切”的法律与其相应缺失的监管需要在放开“代孕准入”上让步，并进一步改进。

在现实中，很多专家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争议不断。在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进行认真论证后，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此前讨论稿中“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代孕”等规定已被删除。抛弃了“一刀切”的规定，这表面上看是法律的退让，实则是理念的进步，这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放开“代孕准入”的一个小进步。这其实是在代孕困境中撕开了一个口子，是区别对待代孕的实际践行，更显人性和遵守伦理。

这样的思路是正确的，放开“代孕准入”要想继续走下去必须遵循这一思路。具体而言，还应该考虑得更细致全面，真正去兼顾法律与道德伦理。在打破“一刀切”之后，在保证不触碰社会伦理的前提下，明确规定合理的代孕途径，完善配套措施，保证这些途径的“干净纯洁”，遏制住正当代孕需求的“堕落”。对于“地下代孕”情况，亟待提高立法层级，并在法律上给予明确禁止，并严格规定法律责任，在制度的顶层设计后，更为重要的则是完善监管体系，多部门配合合力进行治理，并加大对“地下代孕”行为的惩处力度。

这样的出手才是基于法律现实和社会伦理的最佳考量。将法律与社会伦理结合在一起反思，将“代孕”问题分两面考虑，否定落后的，肯定合情理的，相互作用与促进，放开“代孕准入”的现实推进才能稳扎稳打，代孕乱象也才能够得到规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