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国史学家哈里·亨得利克(HarryHendrick)曾感叹:“如果女人是被隐藏在历史里,那么儿童则被排除在历史之外。”直到20世纪50年代,儿童史领域还被描述成“完全的处女地”。早期许多作品偏重制度面的介绍,比如学校系统的兴起、童工立法、婴儿福利等等,关于童年与儿童本身观念的著作则几乎付之阙如。
不过这一现状,被1962年问世的一部里程碑式的法语著作终结了。这就是菲利普·阿利埃斯(PhilippeAries)的这部作品,原书书名叫做《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英译本书名改为CenturiesofChildhood,即《儿童的世纪》(直译为“童年的数个世纪”),因为阿利艾斯“墙内开花墙外香”,在英语世界的学术影响力,始终大于在法语世界,所以此书主要以《儿童的世纪》而为世人所知闻。从此,深受阿利埃斯方法影响的儿童史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总数不下数百部。《儿童的世纪》点燃了一连串严谨的历史论战,比如中世纪是否真的没有童年意识;“童年出现”的关键时期;不同时期亲子关系的性质;学校的角色。过去三十年来,相关讨论文章不断增加,使我们得以捕捉过去青少年与儿童多样的经验。甚至于有留美学者著有专书讨论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中的“儿童的发现”(2011年有北京大学出版社中译本《儿童的发现》)。
在阿利埃斯之前,儿童似乎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值得研究者费心研究。《儿童的世纪》则逐渐让历史学家意识到,儿童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建构。阿利埃斯一改帝王将相的历史书写,描写社会史中的日常生活,站在现代社会的理性建制化的视角,来解读历史,这和福柯笔下的建制化的疯癫、性可谓异曲同工。可能也是因为学术运思路径上的相似,阿利埃斯和福柯是一生的好友,1984年,阿利埃斯去世时的讣告,就是由福柯来写的。
有个谚语说古希腊人对天底下的一切事物都有对应的词汇,这个谚语对于“儿童”这个概念也适用。书中指出,在14-15世纪的欧洲,儿童(enfant)一词与下列这些词同义:男仆、侍从、服务生、儿子、女婿等,这足以说明当时的人们无法意识到童年有足以将儿童与成人、甚至青年人区隔开来的特殊性质。阿利埃斯的论证主要建基于艺术作品和文学中呈现的儿童形象。中世纪儿童的形象只是大人的缩小版,圣婴耶穌的形象有如“可怕的侏儒”,而儿童的写实形象在中世纪后才逐渐出现。而在法国的一些地方,如果孩子死的“太早”,很可能就直接埋在后院里,正如人们今天埋葬猫和狗一样。死亡之后,即便是富人家庭的孩子也会被当作是乞丐一样来对待,他们的尸体“被缝进粗麻布做的裹尸袋中,扔进巨大的公共墓穴”。l5世纪至17世纪之间,欧洲的上层阶级选择埋葬在教堂里;公共墓地则提供给那些非常贫穷和非常年幼的死者,无论“他们自身或者家庭作为优雅的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是否选择教堂作为他们葬身之所”。
所以严格地说,童年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在中世纪,童年的观念并不存在”,直到16-17世纪新教以及中产阶级的兴起,它才出现于中上阶层,到18世纪,启蒙主义浪漫派思想家卢梭呼吁人们应当尊重儿童期,他否定了儿童期仅仅是为将来的成人生活做准备这一观念,指出儿童也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1900年,瑞典女作家、教育家爱伦·凯迎着20世纪的钟声,推出了与阿利埃斯这部作品的中译本同名的《儿童的世纪》(TheCenturyoftheChild,三十年有中译本《儿童之世纪》),构筑了一种希望:儿童就是进步本身,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这一宣言预示着,“儿童中心”(child-centered)的观念,于20世纪全面开花,在各个社会阶层中得到共识,成为主流的教育哲学。
但吊诡的是,20世纪后期,随着后现代派解构风潮的袭来,以宣布“娱乐至死”而闻名的纽约大学教授尼尔·波兹曼惊呼:童年消逝了!波兹曼发现儿童区别于成人的显著特点正逐渐模糊,建立于儿童年龄与独特个性的基础上的儿童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儿童在心理和生理方面飞速成长,本来仍然处于童年期的他们与成人间的分别却很快消失。英国教育学家大卫·帕金翰也因此宣告:童年已死!
过去三四百年来逐渐建构起来的儿童观念正在消亡,儿童“早熟”、成人化,在二十世纪末成为一个显著的社会现象。这恐怕也是阿利埃斯当初写《儿童的世纪》时,所始料未及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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